大三甲检验科实现7×24 h上机后，血培养阳性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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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转运时间对于微生物诊断的临床至关重要。甚至有研究提出血培养处理不及时导致周末入院患者不良结果增加这一“周末效应”的概念。

然而，国内外大部分微生物实验室都无法实现24 h值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2021年5月于急诊设置卫星血培养，上机时间7×24 h，用以解决非工作时段（21：00—次日7：30）血培养瓶无法及时上机的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有2台血培养仪，设置卫星血培养前，全院工作时段血培养瓶均送至微生物实验室，非工作时段无法送检；设置后，工作时段血培养瓶可送至微生物实验室和急诊，非工作时段送至急诊。

马艳等纳入连续2年时间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设置卫星血培养前后2个阶段的相关数据，旨在分析设置卫星血培养在相关流程改进中的作用。

第1阶段共纳入31 935瓶血培养（18 208套），其中阳性1 944瓶（1 146套）、污染238瓶（234套）；第2阶段共纳入5 567瓶血培养（2 810套），其中阳性448瓶（269套）、污染61瓶（60套）。2个阶段的阳性率分别为6.09%、8.05%（瓶，P<0.001）和6.29%、9.57%（套，P<0.001）；污染率分别为0.75%、1.10%（瓶，P=0.008 5）和1.29%和2.14%（套，P<0.001）。见表1。

除革兰染色时间（TTG）外，第2阶段转运时间（TTI）、报阳时间（TTP）和样本周转时间（TAT）均显著低于第1阶段（P<0.05）。

第2阶段3个指标在全时段分别较第1阶段缩短了1.53、4.99和5.81 h，工作时段分别缩短了0.46、4.98和3.35 h，非工作时段分别缩短3.78、7.76和16.18 h。

第2阶段TTG在全时段、工作时段和非工作时段均较第1阶段有所缩短，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阴性杆菌第2阶段的TTP和TAT分别较第1阶段缩短1.78（P=0.774）和7.51 h（P<0.05），其中肠杆菌目细菌2个阶段TA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阳性球菌第2阶段的TTP和TAT分别较第1阶段缩短7.75和4.58 h（P<0.001），其中葡萄球菌TTP和肠球菌TAT 2个阶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3。

本研究结果显示，设置卫星血培养实现了7×24 h上机，显著减少了TTI、TTP和TAT，增加了阳性率，工作流程显著改善。

本研究发现，设置急诊卫星血培养后，TTI在全时段、工作时段和非工作时段均显著减少（P<0.05），特别是非工作时段，缩短3.78 h，可显著改善血培养流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第1阶段相比，第2阶段在全时段、工作时段和非工作时段的TTP和TAT均显著减少（P<0.05），特别是在非工作时段，分别缩短7.76和16.18 h。

本研究结果显示，第2阶段的TTG虽然较第1阶段有所缩短，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虽然卫星血培养实现了全时段上机，但是非工作时段报阳的血培养瓶仍然得不到及时处理，且因卫星血培养仪置于急诊，阳性血培养瓶需要工勤人员取出后送至微生物实验室处理，可能会存在取瓶不及时、路途耽误的情况。

MUNSON等分析了微生物实验室服务对临床严重血流感染管理的影响，发现75%的抗菌方案开始是在阳性血培养的革兰染色报告之后进行的，并且将该结果通知临床医生对抗菌药物使用的影响比提供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更大，提示应增加取瓶次数，阳性瓶应立即取出，以缩短TTG。

本研究中，肠杆菌目细菌和肠球菌在第2阶段的TAT分别缩短8.13和6.53 h（P均<0.05）。有针对性的抗菌药物治疗已被证明与TAT直接相关，如果TAT过长，无法实现抗菌方案的及时修改。缩短TAT对于临床大有助益。

1）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

2）第1阶段数据为全院数据，第2阶段仅分析急诊VIRTUO的数据，卫星血培养使用时间较短，上机瓶数较少，前后2个阶段数据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统计学分析存在偏移；

3）研究过程中包括了2022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流行阶段，可能会影响人口统计学数据；

4）比较指标少，今后可能会增加其他指标，如血量。血量是血培养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与血流感染发生次数有关；

5）缺乏实验结果对于临床获益的影响，这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