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长海医院的检验科、血液科实验室进修过三次，前两次是1975年、1983年，每次一年时间，第三次是1991年上半年。长时间与检验科、血液科实验室的老师朝夕相处，与老师们结下了难忘的师生情。

在进修期间，我不仅享受到“一对一”的教学辅导，也参与或见证了老师们的科研工作，有些科研成果获得各类科技进步奖。这些老师，后来都成为检验医学界的知名专家教授，他们的科研成果、人物志也载入《上海长海医院志》。

检验科“进修生培训：1949-1994年，培训军内外进修生416人”，平均每年不到10人。

1982年第二次进修，凌代文主任没把我当“外人”，让我参加科室的“小夜班”、“大夜班”。所谓“小夜班”，就是上半夜在急诊化验室上班，“大夜班”，在病房化验室值通宵夜班，半夜十二点，食堂送来的夜点心“烂糊面”，记忆犹新。那时候，“小夜班”、“大夜班”都只有一个人，远没有现在那么忙。

我“不是外人”，平时带实习生“跑病房”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每天端着“采血盘”到住院病区，床边采血，几个月下来，从“一下中”一直到“二上西”的住院科室分布，“了如指掌”。

也因为我“不是外人”，每个专业组的老师都对我特别“偏爱”。细菌室的黄教员（黄月仙，过去二军大称“教员”，七军大称“老师”，后来都称“教授”了），每周四下午“一对一”教学，使用他们在大学上课的教学挂图，把整个微生物学的大学课程，给我讲了一遍。

黄教员实验经验丰富，带我做过一例“菌液灭活”实验，一位皮肤科患者，顽固感染，做创面分泌物培养，培养获得菌液，将其灭活，回注到患者体内，用以治疗这位顽固性皮肤感染的患者。

有一天，黄教员拿出一小瓶荧光染料“吖啶橙”，让我配制试剂。后来在一次上海市医学会举办的“微生物学年会”，黄教员大会交流了一篇论文，具体题目记不得了，大意是：用“吖啶橙”作为荧光剂标记抗体，用来鉴定微生物，大概这就是荧光免疫技术的早期研究吧。

在免疫室，顾教员（顾福生）有一间狭小的暗房，墙角的桌子上，有一台以高压汞灯为光源的荧光显微镜，在这里看抗核抗体检测结果，一种荧光染色的血涂片，细胞浆内看到黄绿色的荧光物质，即判为阳性。由于高压汞灯的发射光，被一张滤色片阻挡，到达显微镜目镜的光线非常弱，颇费眼神。

那时候，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依靠“血涂片找狼疮细胞”，不仅操作繁琐，且受制于操作人员的正确操作和狼疮细胞的认知度，因此，诊断阳性率不高。

有一天，顾教员带我到医院动物房，指着一个笼子里的兔子说：“这是我养的，我们带回去。”顾教员说，他找到一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液样本，这个样本是本院一位医生家属的。拿这只兔子做了免疫，今天免疫期到了，把它的血液取出来做抗体。

顾教员熟练地从兔子心脏抽取了近20毫升血液，经过处理，加入荧光染料，置37℃水浴箱，制成荧光抗体。剩下的兔子肉，顾教员拿回家了，兔子皮给了我。

1977年，顾教员完成了科研项目《免疫荧光抗体对SLE的辅助诊断》。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又多了一个实验项目。

现在实验诊断技术突飞猛进，除了抗核抗体，应用于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辅助诊断，有了抗双链DNA测定等多种抗体检测。方法学也多达数种：免疫荧光法(IFA)、酶联免疫法（ELISA）、免疫印迹技术（LIA）、放射免疫法(RIA)、免疫双扩散以及对流免疫电泳等等。

免疫室的吴教员（吴月琴），率先在国内发现首例“双单克隆轻链病”。吴教员告诉我，她发现这个病例时，首先请教了孔宪涛教授，孔教授认为，临床上多见的是κ（Kappa）轻链病，λ（Lambda）轻链病的发病率不高，而κ/λ双轻链病就更罕见，并提供了基础研究资料。我在免疫室进修时，参与了一些基础实验，当时使用的是琼脂免疫扩散法。1985年，吴教员的论文《1例双单克隆“轻链病”实验室检查》，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在免疫室做乙肝二对半实验的那段时间，中心实验室的郭峰教授来找我，让我给他留乙肝二对半阴性的标本，他拿去做“红细胞免疫”的实验用。过了几天，郭教授找到我说，我给他的标本有阳性的。难道我的实验做错了？经过几次反复实验，郭教授发现，拿回去的是阴性标本，经过他那边的免疫复合物解离实验，部分阴性标本变阳性了。于是郭教授让我轮转到中心实验室，帮他做循环免疫复合物解离的研究实验。

我轮转到中心实验室，郭教授带我到大学动物房买小白鼠，0.15元一只，买了50只，带回医院动物房。以后，我每天的任务是，到动物房采集小白鼠的血液，回来离心分离血清，再到冰箱里取出发馒头用的那种块状鲜酵母。因为小白鼠的血清中补体含量高，做致敏酵母菌效果好。以此为基础，用免疫室取回来的乙肝二对半阴性标本，做循环免疫复合物实验。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郭教授随手取来一张边角被撕过的蓝色“废纸”，不一会儿，写就了一篇论文初稿，《用C3b致敏酵母菌测定血清循环免疫复合物研究》，交给我誊抄文稿纸。

大约2年多以后，郭教授给了我一本《人民军医》杂志，《用C3b致敏酵母菌测定血清循环免疫复合物研究》的论文刊登了，在作者的最后还署了我的名字。他说：“现在论文刊登杂志比较慢，前几天发现，英国皇家医学院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循环免疫复合物的研究论文，幸好及时刊登，不然，又落后别人了。”

过了几年，社会上备受诟病的乙肝二对半检测，因同一患者几次检测的结果“阳性变阴性”或“阴性变阳性”。我想到，是否可以用循环免疫复合物解离的研究理论来解释？于是，写了一篇科普文章《为什么有的人HAA（乙肝二对半）阳性会变阴性》，刊登在《上海大众卫生报》。

我在生化室待的时间也不短，吕教员（吕雁群）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你们那个macei dao(马翠桃，我的同事——笔者注)，我认识的，我在你们那里上过班的（指1950年代，江湾医院为二军大教学医院时期——笔者注）”。生化室的老师还有：蔡根度、陈金妹、黄翠云。

我在生化室第一次看到蛋白电泳扫描仪。蛋白电泳的操作方法，通常是将血清放在白色的醋酸纤维素薄膜上，不同分子量的蛋白质分离后，染色，再将着色后的片段洗脱，计算。操作繁琐，原图被破坏，只留有数据，不具溯源性。

生化室的老师，使用冰醋酸透明技术，将分离出来的白色背景的电泳图制成透明薄膜，然后扫描成曲线。她们搜集了大量临床资料，分析归类，编写了一本专著：《蛋白电泳检测技术及临床应用的研究》，不仅优化了检测技术，也为临床解读蛋白电泳报告，提供了蛋白电泳“疾病谱”。

免疫学家叶天星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叶教授在序言中写道：“在国内尚属初次尝试，有助于提高国内对有关疾病的诊治水平。”这本书我保存至今。

朱教员（朱玲仙教授）是早期做染色体形态学研究的专家，她教会我染色体基本分析技术：将血液放入细胞培养液，用悬滴法获得染色体分散细胞，拍照、放大、剪贴、排列，分析染色体形态、数量的变化。朱教员在性染色体的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

血液科的骨髓细胞分析标本，送到检验科的临检室，血液科的万教授（万树栋）也留标本，两边同时检测分析。检验科由严技师（严运坤，科里都这么称呼她），负责骨髓分析、签发报告。

严技师，四川口音，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她平日里不苟言笑，只有跟我闲聊时，会滔滔不绝地说她儿子的事，但是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让我难忘。

有一次，一份重庆年轻女性患者的骨髓标本，严技师这边（检验科）的检测结果，高度怀疑“粒单混合性”白血病，而万教授那边（血液科）则认为是“粒细胞性”白血病。为此，严技师与万教授争得面红耳赤。因为，诊断不同，治疗方案截然不同。为了证实“粒单混合性”白血病，严技师让我反复做“特异性、非特异性酯酶染色”，始终得不到满意结果。最后，把标本送到大学的电镜室，从细胞器结构确认，严技师的诊断是正确的。

1990年，我到血液科实验室进修，在这里碰到了万教授。万教授与我已是“老相识了”，他的夫人黄翠云，是检验科生化室的老师。

平日里一脸严肃的万教授对我十分热情，虽然，我平日跟许教员（许燕群）学习骨髓分析，万教授则坚持每周四对我“单个教练”，跟当年黄教员给我上微生物课一样，也用教学挂图，把《血液病学》给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万教授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01 

有一次，一位从江苏来沪就诊的患者，因严重黄疸，多地就医无果，卧床不起，家属抱最后一线希望，“用门板抬来的”。万教授通过病史资料和外周血红细胞形态变化，判断该患者为“巨幼细胞性贫血”，给予对症治疗，“一周后，患者步行来院复诊，仅花费了几元钱的药物”。

通过这个故事，万教授告诉我：“掌握外周血的红血细胞形态观察技术，对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万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也逐步掌握了外周血红细胞形态学的观察技术，回到自己医院以后，通过外周血涂片中红细胞的形态变化，为临床提示了几例地中海贫血；结合骨髓细胞学检查，组化染色分析，诊断了不少伴有严重黄疸的“巨幼细胞性贫血”。

 02 

万教授讲了第二个故事：患者称我们是“送终医生”，但是，我们要“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争取明确诊断，不要轻易给患者做化疗。

他们对一部分因持续高热，经骨髓分析，被诊断为“恶性组织细胞病”，已死亡的尸体，进行回顾性诊断，发现其中部分患者的原发病，似乎是伤寒或深部真菌感染，继而在病理组织中找到了真菌孢子等原发病证据，并且回顾他们的骨髓涂片，发现了一种“戒指样组织细胞”。以后，在临床实践中得到证实：持续高热患者的骨髓涂片中，见到“戒指样组织细胞”，可以找到或找不到原发病证据，但是，以抗炎或抗真菌治疗，使患者痊愈。

为了推广这一重大发现的成果，万教授说：“我们举办了数次全国性的《高热骨髓学习班》，为了指导大家在显微镜下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还请上海光学仪器厂的老师傅，制作了装置在显微镜物镜端的‘血膜定位器’，发给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万教授送给我一本《高热骨髓学习班》讲义。

这个“血膜定位器”，固定在显微镜物镜端，其远端有右一个可以360旋转的偏心钢针，在显微镜下看到需要记住位置的细胞，将物镜转换到“定位器”，使钢针的尖头接触到血膜，旋转一圈，即可在血膜上划出一个直径大约100微米的小圆圈，肉眼可见，便于下次快速找到这个细胞。

为了练习在骨髓涂片上快速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许教员教了我一个“绝招”：油镜下看到“戒指样组织细胞”，转换到低倍镜，对着这个“变小”的细胞，目不转睛，看20分钟。由此，我练成了低倍镜下就能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的本领。

回到医院以后，我在几例持续高热患者的骨髓涂片中，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报告“嗜血细胞综合征”，提示临床“伤寒可能”，临床使用氯霉素治疗后，患者痊愈。

我们医院聘请的专家，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原所长，在内科病区查房时，在临床病历中看到我签署的“嗜血细胞综合征”的骨髓分析报告，来到检验科，要我提供依据。我拿出经“血膜定位器”划圈的骨髓涂片，轻而易举地找到“戒指样组织细胞”，瑞金医院的专家看后说：“我们医院的人也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细胞。”

得到专家肯定，我写了一篇《4例“嗜血细胞综合征”》的病例报告，发表在《上海医学》杂志。

长海医院检验科历来人才辈出，我的同龄人，周道银教授，从检验人最不入眼的胸腹水常规的形态学入手，发现有价值的异常细胞，及时给临床提供重要诊断依据。如今，周教授已经是国内知名体液形态学专家。

近半个世纪，如今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讲述老一辈检验人的故事，是我想做的事。

 点评 

李津婴：张业新在血液科进修时我有印象，爱说笑的人。他的记忆力很好，文字能力也强，所说人物、事情我都熟悉，可惜有些前辈已逝，谢谢他以文字纪念前辈和往事。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已转发检验科的朋友及万树栋教授等人。

参考资料：《上海长海医院志》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