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七十年：新中国传染病防治史

天启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源于《圣经新约》，指代世界末日，封印解开，骑着白、红、黑、灰（或绿）四匹马的骑士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关于白马骑士意象的解释，至今仍莫衷一是：白色是胜利的颜色，大部分神学家认为白马骑士代表征服，是天启的开始，也有说法认为白马骑士是瘟疫的象征。历史上，被瘟疫夺去的生命如恒河沙数，各类史书记载程度不等的瘟疫事件成千上万。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征服”和“被征服”的传染病斗争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公共卫生体系千疮百孔，人均预期寿命仅为三十五岁。经过七十年不懈努力，中国在传染病防治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对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经济负担，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传染病的发生影响因素复杂，对社会的波及之广、影响之大，往往出人意料，失当的应对措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的目的，在于如实记录历史，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

1949-1965：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类何时发现瘟疫，已远不可考。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已存在瘟疫相关占卜的记载。“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曾言，“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致病机理缺乏全面的认识，面对重大疫情则无能为力。十七世纪，列文虎克发明和改良显微镜，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观察到传染病病原体。十九世纪，柯赫法则的提出，为病原生物学系统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机化学的发展，为开发传染病治疗特效药物奠定的基础——砷凡纳明、百浪多息、青霉素、链霉素和青蒿素等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成为人类对抗传染病的有力武器。换言之，绝大多数传染病从“人间瘟疫”到“可防可治”，也不过百余年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伴随连年战乱饥荒，恶性传染病横行，传染病死亡位居全死因首位——鼠疫时有发生，天花发病人数达4万例，麻风感染患者达数十万量级，血吸虫病和肺结核的发病人数上千万，传染病成为影响人民健康和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之一。政府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发挥“群众运动”和“举国体制”优势，从无到有建立卫生防疫体系：50年代初期即针对鼠疫、天花、霍乱等19种重点传染病制定了《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建立了防治特定传染病为目的的卫生防疫站和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大力推广免费种痘和免费接种卡介苗。到60年代中叶，中国已初步控制或消灭了鼠疫、古典型霍乱、血吸虫病、天花等恶性传染病。

血吸虫病的防治是建国初期传染病防治的成功案例。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引起的人畜共患慢性寄生虫病，儿童染病，影响发育，妇女染病，影响生育，青壮年染病，影响劳动，病程可迁延数十年，晚期腹胀如鼓，直至死亡。血吸虫病国内在中国流行历史超过两千年，遍布全国十二省区市，新中国成立前十年间因血吸虫病死亡92173人，死绝11063户。1955年，MAO在杭州视察时，做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重要指示。1956年，MAO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7年，《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颁布，提出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以苏德龙为代表的流行病学家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把消灭中间宿主钉螺作为重要抓手。1958年，重点疫区余江县在“灭螺大跃进”中提出“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宣称“根本消灭血吸虫病”，MAO闻讯后欣然命笔——“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66-1977：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十年文革对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公共卫生体系也不例外。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脑、百日咳、钩体病、血吸虫病、疟疾等传染病发病突出，尤其以1966-1967年流脑疫情的影响最为严重。“大串联”带来的人口无序流动成为1966年流脑大爆发的重要诱因。1966年8月至11月，MAO先后接见超过一千万名大串联师生，时逢冬季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加之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的恶劣条件，导致“流脑”爆发流行。根据史料记载，1966年11月，广东阳春县一名北上串联的学生发病，随后传播蔓延，至1967年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例，到1967年3月，广东全省发病195745例，死亡10770例。面对突然其来的疫情，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发出 《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于春暖举行的“大串联”计划，ZHOU立即批示组织成立专业工作小组从事防疫工作，限制人口流动并减少人员接触，采取磺胺类药物结合中医药疗法进行治疗。1968年以后，流脑发病率逐渐回归正常水平，加上70年代流脑疫苗的普及，此轮流脑大爆发得到彻底控制。据统计，此次全国性流脑疫情发病患者人群超过300万，共死亡16.7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染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防治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

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传染病的科研和防治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和成果，包括麻疹减毒活疫苗、乙脑疫苗和流脑疫苗等，其中尤其以青蒿素的发现意义最为重大。抗美援越时期，北越军队深受疟疾困扰，遂向中国请求援助。与此同时，六七十年代国内先后出现疟疾暴发流行，仅安徽省1970年报告发病468万，估计实际发病人数超千万，占全省人数约30%。1967年5月23日，由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牵头，60多个军地科研单位共同组成“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一项代号523的项目就此启动。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为北京中药研究所523项目课题组的组长，开始研究青蒿抗疟作用。1971年至1975年，屠呦呦研究小组通过低沸点溶剂乙醚萃取并结晶青蒿素，获得有效抗疟单体化合物，生物物理研究所通过单晶X射线衍射分析确定了青蒿素完整的结构。屠呦呦也因为发现新型高效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重要贡献，于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78-2002：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秋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拨乱反正的新篇章，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年，卫生部印发《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和《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1981年，国家结核病防治中心成立；1982年，《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发布》；1983年，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成立；1987年，全国鼠疫布病防治基地成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颁布实施；1998年，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200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立，各级卫生防疫站和传染病防治机构整合成立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此，中国传染病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防治建设基本成型，传染病防治和免疫接种工作有序推进。1991年，中国政府承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随后开展强化免疫活动；1994年，中国本土最后一例野生型脊髓灰质炎感染被消灭。

同期，重大传染病暴发时有发生，尤其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多次出现大规模爆发的急性传染病。全球历经7次霍乱流行，其中1961年爆发的第7次霍乱大流行，于1961年6月波及中国，在广东阳江首次爆发，期间出现三次高峰，即1961-1963年，1978-1989年和1993-2000年，高峰年（1980、1981、1994年）发病人数均超3万人，累计发病人数超过30万人，死亡率超1%。1986年9月至1988年4月，新疆南部和田、喀什、克孜勒苏三地州爆发非甲非乙型肝炎（或为戊型肝炎）大流行，共发病近12万例，死亡705人，其中疫情严重的县发病率高达15%。1988年1月，上海因食用携带甲肝病毒的毛蚶造成甲肝大爆发，发病高峰1988年1月18日和1月19日，新增病例高达1.8万人。上海市时任领导JIANG、ZHU等高度重视，明确提出“打一场扫除甲肝的人民战争”；原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领导医疗卫生系统克服床位和医护人员短缺的障碍，征用各类场所进行病人的隔离和治疗，最终35万患者中死亡率为万分之八，远低于国际标准。1988年2月春节期间，甲肝疫情正处于高峰，DENG在上海西郊宾馆过春节并出席上海各界迎新春联欢会，起到了稳定人心和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1989年8月，湖北武汉爆发血吸虫急性感染，发病人数上千例，同年9月，江苏邳县爆发脊髓灰质炎，发病人群超500例。80-90年代，人间鼠疫疫情活跃，1980-1997年西部六省区报告435例病例，死亡92例。

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的大范围流行，是这一时期持续爆发的、影响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1947年，英国传染病学家MacCallum将经消化道传播的肝炎称为“甲型肝炎”，经输血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乙型肝炎”。1963年，美国生物学家Blumberg在澳洲土著人血清中发现乙肝表面抗原，即澳抗，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1970年，英国医学家Dane首次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乙肝病毒颗粒。与此同时，北京医学院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乙肝的诊断和防治研究工作，研制了中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由于试验条件所限，陶其敏首先在自己身上完成试验，证明了疫苗的安全性，但由于生产工艺和成本原因无法得到工业化生产。70-90年代，由于各界对乙肝缺乏充分认识，疏于防控，共用注射器具、单采血浆的无序发展、母婴垂直传播等途径，造成乙肝大范围传播，到1992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一次乙肝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占总人口的9.7%，超过1.2亿人。1989年，美国默克公司时任总裁Roy Vagelos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深圳康泰生物合作，以700万美元将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对国内乙肝防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国内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的发展。1993年，第一批国产重组乙肝疫苗投入生产，作为国家计划免疫项目的一部分，卫生部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划。中国乙肝疫苗接种率由1992年不到30%，提升到2005年超过90%，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降低了90%，每年预防约1600万例乙肝病毒携带者，预计50年后乙肝在中国将被根除。

关于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属于相对敏感的研究区域，官方和非官方口径统计的数据存在一定出入。这其中除了疾病本身被污名化以外，自然也有其他因素。从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第一例输入性病例，到1989年前，艾滋病处于散发期，累计报告19例感染者，多处于沿海地区，包括4例使用进口血源八因子感染的血友病患者。1989-1994年，艾滋病处于局部流行期，1989年10月云南瑞丽报告吸毒人群中发现146例感染者，系境外传入，此后西南边境省份通过血液和性传播途径的感染案例逐年增加。1995年以来，艾滋病进入广泛流行期，中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称，截至2018年底，中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约8万例。

单采血浆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是艾滋病在国内由局部流行转为广泛流行的重要节点。单采血浆，指献浆员的血液采集后，分离血浆成分，再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其他成分回输到献浆员体内的过程。单采血浆在60-70年代成为欧美国家制备血制品的常规方式，1979年由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天津中心血站试行，短时间内在全国得到推广。1984年，卫生部、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通知，禁止进口血液制品，减少艾滋病进入国内传播的风险。在血制品高度紧缺的年代，单采血浆的暴利，对于献浆员、对于血站医护人员、对于地方政府、对于产业链其他从业者而言，有如一个强大的磁场。献浆员一月两三次献浆的营养费，甚至比务工务农的正常收入还高，而这仅是血浆产业链上的一小块蛋糕。地方政府缺乏单采血浆的监管，甚至有意无意刺激“血浆经济”的发展，卫生部门、防疫站、医院、药企甚至个人入股开设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河南驻马店地区血浆站超过30家，信阳地区则达到上百家之多。从1992年开始，河北、河南等地陆续出现献浆员感染丙肝和疟疾等传染病的现象，如1993年5-9月，河北栾城县超常地发生82例疟疾病人，其中72例为单采浆献血员。1993年上半年，河南全省报告疟疾发病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倍以上。

监管部门的混乱管理和耗材重复使用的致命隐患，成为艾滋病爆发的温床。最早的警讯出现在华东地区，1994年9月，上海莱士报告安徽阜阳采集的血浆出现HIV阳性，但未影响重视。同年，华大基因创始人，从事艾滋病检测研究工作的汪建，接到河南防疫站送检的42个疑似样本，其中37个样本为阳性。1995年5月至9月，河南周口临检中心医生王淑平从404位献浆员采集的血样进行化验，HIV阳性的初筛率惊人，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首席专家曾毅院士的支持下，向卫生部汇报了“270份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19份为HIV阳性，134份HBsAg阳性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43份为HIV阳性”的调查结果。1996年和1999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桂希恩，在临床会诊中相继意识到河南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向地方政府反映未果，直到1999年10月，桂希恩的报告得到时任副总理李岚清的批示。2001年8月23日，国新办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个别省份违规进行单采血浆造成了艾滋病毒交叉感染，自1998年至2001年6月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经此途径感染艾滋病毒人数为996例。时至今日，相关流行病学研究仍为学界心照不宣的禁区，采血相关的艾滋病感染病例数量仍然不得而知，根据非官方渠道的测算，在数以十万量级。

2003至今：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SARS，是对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大考验，也是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转折点。2002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转院的高热病例，而后11例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出现同样症状。一月内，不明原因的肺炎在广东省内蔓延，到2003年春节，广东全省超过3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医护人员。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将按照传染病法公布疫情，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秩序。2月18日，新闻联播和新华社等官方喉舌发布，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一线专家对此表示反对。2003年4月，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大陆等陆续发布了SARS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也有资料表明，军事医学学院于2003年2月26日即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病毒颗粒，结果于4月得到最终确认。

2003年“两会”期间，SARS转场北京，从3月6日报告首例输入性病例以来，疫情迅速蔓延，到3月底仅309医院的患者数量达到近60例。4月3日，国新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部长ZHANG声称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SARS病例12例，死亡3例。原301医院普外科主任蒋彦永闻讯，于次日致函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提供自己了解的一线真实情况，并于4月9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4月12日，蒋彦永通过301医院致信时任卫生部副部长MA，请求公布正确的疫情数据。4月17日，HU在政治局会议上批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部长ZHANG和时任北京市市长MENG被免职，当日北京SARS确诊病例上调至339例，为此前公布数字的十倍，疑似病例402例。2003年夏季，新增病例锐减，至2003年6月底，中国大陆SARS疫情宣告解除，2003年7月5日中国台湾地区疫情警报解除，全球范围SARS流行宣告结束。此次SARS疫情，中国大陆地区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另有17例死于其他疾病）。

SARS疫情之后，传染病防治工作受到空前重视，相关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与日俱增。2003年5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明确管理甲乙丙37类传染病，细化不明原因传染病的上报规定；2004年开始重点传染病的监测和直报系统得到建立和完善；2005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布；2007年，中国免疫规划疫苗增加至14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卫生设施改善，疾控体系健全，大多数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处于历史最低或接近消除水平。2018年，全国共报告法定传染病777万例，死亡2.33万人，为历史同期低值：其中手足口病为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超过235万人，2016年中国率先研发EV71型手足口病疫苗；其次为病毒性肝炎，超过128万人，包括100万例乙肝病例和22万例丙肝病例；艾滋病为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发病6.42万人，死亡1.88万人；肺结核发病82万人，死亡3149人，为历史低值；死亡率最高的狂犬病，发病人数由2006年3279人下降到2018年422人。仅少数法定传染病，如梅毒和布鲁氏菌病，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传染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季节性、周期性等特点，影响传染病传播的因素仍广泛存在，境外输入型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仍时有发生。1997年，中国香港报告H5N1禽流感人间病例，确诊18例患者，死亡6例，此后高致病性禽流感多次袭击中国，2005年湖南确诊人感染H5N1禽流感，此后多个省份也出现人间病例。2009年，由北美爆发的H1N1流感传入中国，疾控部门采取疾病监测、隔离救治和预防接种等手段控制疫情，遏制甲流大规模传播，累计确诊12.7万例，死亡800余例。2013年春季，华东地区首次爆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全年确诊148例，死亡48例（注：法定传染病年度报告发病19例，死亡1例）。2014-2017年，H7N9禽流感发病人数在100人以上，2017年顶峰时超过500人，2018年回落至2人。2011年，新疆和田发生输入型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疫情，实验室确诊21例，卫生疾控部门迅速开展4300万人次口服OPV疫苗接种，不到2月完全控制疫情。2014年以来，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陆续报告输入性登革热疫情，通过消除蚊虫孳生和积极治疗等方式在短时间控制疫情。布鲁氏菌病为人畜共患病，具有隐匿性强的特点，影响感染者的生育和劳动能力。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范围内布病流行，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得到控制，至2000年以后，布病发病率逐年提升，2010年和2019年东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先后出现因生物安全事件导致的布病感染事件。

2019年12月爆发于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持续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对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影响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事件之一。早在疫情发生的一月内，相关科研院所和第三份检测机构即分离并确认了病原体，以张继先、李文亮、谢琳卡、刘文等为代表的武汉一线医生通过各种形式向各方进行报告，成为重大疫情的“吹哨人”。由于各级政府、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门缺乏作为，加上卫健委两批专家组“可防可控，未见人传人”的公开表态，疫情在1个月内迅速蔓延，直到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专访时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转折点。疫情预警防线为何失守，疫情进展初期是否出现瞒报现象，究竟谁该为应对措施负责，相信历史最终也会给出一个答案。

结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从无到有建立了多层级、全方位的传染病防控体系，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传染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传染病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但并非毫无征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从容地应对未知的未来。

第一，科学与发展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武器。传染病的流行与社会经济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60-70年代和80-90年代的社会转轨时期，爆发了死亡人数数以十万计的重大传染病。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卫生投入加大，大多数法定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更长的时间维度下，现代医学兴起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传染病的防控，尤其是治疗，可谓是是束手无策。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疫苗和药物的出现，成为人类抗击疫情的撒手锏。诚然，人类对于传染病的认知还需要不断完善，但诉诸于传统医学和心理安慰，将其盲目拔高，恐怕未必可取。

第二，信息公开是应对疫情的有效举措。传染病相对于其他疾病而言，因其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容易影响社会安定。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末期，政府面对严重疫情无能为力，张角以“符水救人”，聚集信众，发动黄巾军起义。传染病的发生和发展，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旗号，刻意隐瞒疫情，听之任之，反而造成防控体系的疏漏，对疫情防控毫无益处，艾滋病、SARS和新冠肺炎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第三，正直勇敢的民族精神是应对疫情的信心来源。讲真话，做实事，一两次不难，而面对重重高压，依然坚持讲真话，做实事，才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体制内外的“吹哨人”和奋战一线的防疫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为决策机构提供真实信息，为疫情防治提供有效措施，不惧上级干涉，不畏疾病威胁，为控制疫情蔓延，挽救人民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苏德龙、屠呦呦、陶其敏、谢丽娟、钟南山、王淑平、高耀洁、桂希恩、蒋彦永、张继先、李文亮、谢琳卡、刘文……他们中，有的注定载入史册，有的则无法见诸报端，但他们正直勇敢的精神，会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在与传染病的抗争中，夺取最后的胜利。他们，才是真正需要感恩的，也是真正值得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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